一、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所引发的思考
而放手电视 是党的“喉舌”，电视的制作、策划、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，即使中国 加入了WTO，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 地 。在中国，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，相当于日本的25倍，英国的260多倍， 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（尤其是北京、上海）也不亚于欧美强国，至少可以达到他们 的中上水平。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，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。事 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。这种误区的背后，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 。面对严峻的现实，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。
首先，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，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“环球电视 ”？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，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。加入WTO后，我们尽管仍 可 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，不接受什么，但几年以后，情况又会如何呢？加入了WTO，就意味着要 给别人“国民待遇”，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“准入”。如此，竞争就不 再是空喊几句“狼来了”的口号吓唬人，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，地方台与 中央台间的较量。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，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 面对面的竞争。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，对其残酷性和按市 场 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，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第二，国际传媒、跨国影视公司已经在主动策划打入中国市场。许多西方的大公司、制片 人不仅多次来中国进行试探性访谈，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，乃至预测。几年前，梅里狄 里·艾姆多、西蒙·戴已斯在《中国，21世纪崛起的电影市场》一文中就已作过这样的分析 ： “中国有十多亿人口，近3亿户电视家庭，5千万有线电视家庭，只要提一提这些数字，就足 以令国际电视节目制作商砰然心动。中国市场也许才刚刚为外国电视节目制造商和有线节目 供应商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的窗户。中国的需求是很大的，机会颇多。”（注：引自《现代传播》1998年第5期。）在国外，卫星 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竞争向来最为激烈，正如尼古拉斯·阿伯克龙比所言：“卫星信号可以跨 越国界。不管是限于对国内人们收视内容的控制（很难实施），还是限于国际上（包括电视公 司在内）对传播内容谋求一致（谋求一致压根儿就难）。在这两种情况下，有效的控制谈何容 易。”（注：尼古拉斯·阿伯克龙比：《电视与社会》中译本第119-120页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。）加入WTO后，外国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纷纷涌入中国市场，必将与我们争夺收视 率，如何与之抗衡、竞争，突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？这就不仅是思考的问题，更需尽快 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。
第三，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。尽管比起二十年前，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变，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，对电视的功能、制作、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。对电视 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，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、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、中国人的审美情 趣有机地统一起来，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。我们的许多节目，如湖南卫视的《 快乐大本营》、上海东视台的《相约星期六》、乃至中央台的《幸运52》等，都是模仿港台 、日本而来，而港台、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，这就在事实上，使国 内许多游戏、竞猜、博彩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：“模仿之模仿”，今天人们 所讲的“复制之复制”。这种现象至少说明：一、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 不强，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。二、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 活 ，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、灿烂夺目，或追求时髦 地描写清宫野史，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；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、富丽堂皇、缠绵悱恻 、大款富婆、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，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 ：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，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、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，更谈不上起 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。三、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，有的一味崇洋，却对中 国文化知之甚少。四、有些人对“主旋律”不感兴趣，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，怀旧的都有 “情调”。为了实现对“传统”的反叛，将迷信、落伍、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，反掉的 是传统的合理性，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。
第四，毫无疑问，电视比电影更具后现代性，电视上的游戏、竞猜、博彩等各种娱乐性节 目，乃至“明星访谈”、MTV、流行艺术的推介等等，严格说来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“后” 色彩。这不仅仅是由于可以“复制”或再复制，更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各种内容千变万化的 栏目所体现出来的零散性。阿伯克龙比在分析当代电视时指认“后现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。 它是由大量的非联成一体的短片组成的。卡普兰所描述的音乐电视就属于零散性的电视形式 ”。（注：尼古拉斯·阿伯克龙比：《电视与社会》中译本第46-47页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。）今天的电视娱乐不仅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，而且与传统的承载教化功 能的综艺节目已大相径庭。传统的综艺节目或文艺晚会都有一个较严肃的主题，表演较精 致、格调较高雅，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，是一种电视文艺式亦歌亦舞的“主旋律 ”反映形式。而纯娱乐性节目则充满了调侃、拼贴、荒诞、搞笑、错位和解构。它一方面释 放着人类自古就有的做游戏的天性，追求快乐的感性满足，使人们从激烈的竞争和繁忙的工 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闲，另方面又通过“玩”的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们内心的叛逆情 绪和宣泄需要。第三世界中的“青春偶像剧”、情景喜剧，也不乏大量后现代因素，其中的 解构性自不待言。凡此种种，都因其迎合着公众的口味，而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，同时也产 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毫无疑问，娱乐节目和流行电视剧的商业性，使它们在电视播出时占 领着“黄金时段”，这类电视画面和电视中的各种现场或场外的参与，又使电视台得到盈利 。 于是，电视也成为一种工业，电视剧、电视广告和各种栏目，都成了文化商品。现代电视是 一种商业运转的电视，而且，现代电视又是一种泛义的波普(pop)文化。它使文化，包括艺 术都回归到日常生活、物质现实与通俗之中。并注定与流行、时尚、卡通影像、劲舞等结伴 而来，这种后现代文化借助电视消解了传统的、甚至现代主义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，并以嘲 弄传统、古典、现代主义艺术为已任，在反对昔日文化霸权的口号下，使大众文化变成新的 “霸权”。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消费和消费主义的泛滥。
然而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、表现主义起家的，在中国，抽象主义、表现主 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，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。于是，以“好玩 ” 或“好看”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，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 以沟通的话语体系，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，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 ， 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。近几年来，人们试图采取种种“现代性”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， 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。如普及高雅艺术、引导流行歌曲、推出较为 精致的电视剧等等。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，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 潮。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，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，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 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，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。
简言之，加入WTO后，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，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，而且WTO的一个重 要 国际准则是反垄断。如是，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，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 多元并存。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。
二、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
加入WTO后，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，但是最具现实感、也是最严峻的挑战，可能来 自这样两个方面：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，另一是 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。
（一）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
只要进入WTO的圈子，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。而当今“环球电视”的概 念，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。目前，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，是由政府直接控制、管辖 、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。加入WTO后，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，如央 视、各省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、电视台和公司，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？怎样看待西方商业 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？自80年代起，西方的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电影制作公司连带 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，到了90年代，迪斯尼买下了ABC，西屋买下了CBS，时代华纳收 购 了CNN，直至2000年1月10号，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，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 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。这就使得广播、影视、报纸、杂志、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 合性 媒体巨人，出现了全球性的“巨无霸”传媒公司。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，技术先进， 而且将网络、通讯、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，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 经验和高技术手段，冲破地域电视经济、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，并打造传媒业的新 经济神话。
如前所言，加入WTO后，文化“准入”已成客观事实。西方大公司，既可以通过兼并吞掉国 内的广播电视所有权，也可能与国内的集团公司联合经营，以参股的方法来获得所有权份额 ，更可以在中国投资成立新的子公司。就像麦?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(IMB Syste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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